对曾经栖居于安乐村的邵雍老夫子，我不欣赏他那散漫、不工的诗歌；对他那充满奇思妙想的象数之学，我也不敢妄言发表评论；我所能走进的只能是他那不留众生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历史世界。　　

　　夫子自道：“窝中何由得康宁”

　　题目中的两个关键词加了引号：“窝”即是“安乐窝”的简称，今天的安乐镇、安乐村、安乐站都来自这个大名鼎鼎的“窝”。“窝”以文传，更以人传，邵雍的“安乐窝”为我们打造了一方风雨飘摇却又丰富多彩的历史世界。这里的遥想是袭用中国文学家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中的一句话“遥想公瑾当年”的“遥想”。只是，那个“遥想”是极写周瑜的风流潇洒，而我们这里的邵夫子却只有才气，少有风流，更没有韵事！“蜗居”即是租赁并改写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那句话，值得一提的是，邵先生也缺乏人家老外那洋学问家的浪漫和激情，以至于只能在一方水土边“蜗居”而终。

　　也许正是由于康节先生既不风流、也不浪漫，甚至还有点刻板的学究气，因此他的名气与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就很不相符。说起司马光、朱熹、“二程”我们还耳熟能详，可就是这样一位在北宋时期与以上诸位相比毫不逊色、如日中天的学问家，不要说是在他乡，就是在河南境内能说出其一二的也不在多数。大概传记作者们觉得没有什么噱头可以作为由头，更没有什么“韵事”可以大加渲染，因此也就不愿意为之大书特书了。

　　记得前年在南京大学的一次博士生论文答辩会上，我遇到了当今学界“邵雍”先生。作为校方邀请的两位“外审”，我俩虽然没有“蜗居”一个房间，但吃饭还是同来同往的。历史系的博士生导师和先贤重名，不由得让我在茶余饭后和邵雍教授蹭磨一句：“你和北宋安乐窝里的一个名人一个名字，真可谓‘英雄所名略同’！”邵教授的回答也很巧妙：“名字是父母给的，后生沾了先贤的光！”必须声明，这里丝毫没有拿邵教授调侃的意思。只是想说明一个现象：邵雍教授了解邵雍先生是理所应当的；而其父母为其命这样一个名字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毕竟，现在在姓氏和字号上与司马光、王安石等完全重名的人不会太多。

　　如果说先人邵雍有什么传奇的话，那就是他有一处在世人看来自得其乐的“安乐窝”。顾名思义，这个“窝”本应是一方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世外桃源。尤其是后人，在出自邵夫子之窝的《击壤集》里读到了不乏“诗意栖居”的得意之作、惬意之情。定居洛阳，那“满洛城中都似家”的温馨，充满着鸟飞丛林的从容；那“安乐窝中不甚贫”的自足，洋溢着急雨入湖的恬淡；那“安乐窝中快活人”的得意，散发着归去来兮的舒坦。

　　然而，邵雍的“安乐佳城”是在驾鹤西去之后才“死得其所”的。他墓前的横额构成了寻墓者苦苦追寻的理想终端。老实说，每当我坐车或散步经过先生的故居，我都会回头看一看那所几乎已经成为神话的“安乐窝”。有时候，甚至还会在俯仰瞬间沉思：当年邵老夫子会不会在“击壤”的同时浮想联翩地吟诵一下《诗经》里的《硕鼠》那段呢？“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著名哲学家程颢为邵雍的墓志铭写下了“呜呼先生，志豪力雄，阔步长驱，凌高厉空，探幽索隐，曲畅旁通，在古或难，先生从容”的话，而我则不敢想象老夫子摇头晃脑的情形。按照我个人的臆测，“乐土”是整个人类诞生以来的共同神话，即使对邵雍这样从容大气的思想家也不例外。尽管邵夫子有“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之吞吐六合的胸襟，但若是失去了“窝中何由得康宁”的人生拷问，邵康节的意义可能由此受到后生的质疑并大打折扣。在我，于“安乐窝”之外寻求一个具有“彼岸”意义的“乐土”，乃是一位士大夫文人的终极设计。其实，这也是我们共同追怀并抬爱“安乐窝”这样一个历史世界的现实理由。因为，在这个“窝”里，隐藏着一连串值得打捞、需要言说的精神事件。

　　儒道圆融：“俯仰之间俱是乐”

　　邵雍（1011－1077），字尧夫，号康节，是生活在北宋中后期的诗人、易学家和思想家。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以其自身的学术造诣，他与周敦颐、程颢、张载、程颐合称“北宋道学五子”。以上史实似乎已经不需要我们赘言，这也是我在“天津桥畔安乐窝”系列之后一直不想捉笔的原因。如果有什么原因促使我动笔的话，那就是：撇去“隐者”、“神算”之后的以退为进之政治态度，先生大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回归与超越。

　　在我看来，邵雍可以称为诗人，但他比起同时代的诗人苏东坡、黄庭坚等大家来说，他的诗还达不到冠之以“康节体”的高度。如果说这些诗能否成为“康节体”事还算小的话，那么他诗歌中随意播撒的“思想”种子，则为他借酒消愁、吟花弄月、寄情山水、无所事事的土壤播下了一地鸡毛似的“种子”。《击壤集》中的信手拈来之作处处倾泻着悠闲自得的诗情，流布着漫不经心的画意。其实，他的诗情画意并不那么让人信服，都是些“转瞬即逝”或是“即兴抒怀”的消遣小品，甚至有点打油诗的味道。且看，一会儿是“安乐窝中富贵人”，一会儿是“安乐窝中不甚贫”，再一会儿又是“必欲典衣买”的“寒儒”，同是在一个“窝”中的夫子，生活的常态为何是那样的不常呢？

　　康节先生不但生活上“小康”与否令人怀疑，接下来的士大夫情“节”也让人侧目。“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没有“把酒问青天”的意境，简直就是一个逍遥世外、玩物丧志的声色之徒！还有那“安乐窝中好打乖”、“安乐窝中事事无”、“枯荣消得几何功”的诗句，怎能不令人怀疑邵老夫子的人间情怀。根据历史记载，邵雍当时无论在官场还是于民间都享有极高的威信，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连里巷姑嫂都亲切地称之为“家先生”，一如其诗所说的那样：“满洛城中都似家。”不妨设想，他就是凭借这些无所事事、优哉游哉的悠闲获得尊重的吗？尤其是他“夫子自道”的“快活人”之自我陶醉之“四物”，更是让人不能容忍：“安乐窝中诗一编”，“安乐窝中一部书”、“安乐窝中一炷香”、“安乐窝中酒一樽”。真是直叫人惊呼“天哪”，这不就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吗？如果把他的这副形象移栽在当下的办公室里，那还不就是一张报纸、一支烟卷、一支笔，外加一个酒葫芦，一天到晚醉醺醺、迷糊糊的当代“硕鼠”吗？

　　凭我对邵老夫子的感觉，他“好打乖”也好，“自歌”、“自咏”、“自怡然”也好，那种醉里乾坤都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置于当时社会环境之中对“本有冲天志”的变相表达。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当年，尽管知识分子得到前所未有的重用，缺少平台的先生还是只能“养气又颐真”的。从“仁者难寻思有常”、“不知何铁打成针”、“安莫安于王政平”等诗句来看，他对自己沉寂窝中、人微言轻、无济于事的现状还是充满着忧伤和焦虑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邵雍先生绝对不是一个甘于清谈无为、流连声色犬马之辈。他的隐逸者形象是他个人报世无门之后的自我心理按摩。当时先生无法享受网络，如同当下的我们开设博客自我倾诉发泄一样，不然他不会得到那么多误解！在我这里，邵雍的《闲居吟》固然写出了洛阳这样最适合人类居住城市的魅力：“闲居须是洛阳居，天下闲居皆莫如。文物四方贤俊地，山川千古帝王都。”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诠释，哲学史家唐明邦先生道出了其中的真意：“说儒生们都是以‘道自贵’，这又未免夸张，实是一种鲁迅形容阿Ｑ的精神自慰而已。”

　　纵观夫子一生之后，学者们很容易把邵雍当做一时代“怪杰”，这也并不奇怪：比起历史上的失意型士大夫，他不是厚古薄今，而是厚今薄古；就是这样一个吟诵“万岁崇高看太平”的书生，在洛阳名流力荐他出来报效朝廷之时，却被他一次次谢绝了。究竟邵雍为什么宁“士”不“仕”，我们无法具体考证，只能大而化之地臆测为一种士人的人生情怀。

　　对“瓮牖”之地心满意足是诗中的消遣，而“虽无官自高，岂无道自贵”的自我标榜多是一种酸葡萄心理。按照一般的推理，这种酸葡萄心理并不可取。恰恰相反，邵雍的酸葡萄却是酸到了极致，是一种大彻大悟的人生意境。酸到极致，就会酿造成一种醇厚绵甜的美酒，如同邵雍诗句所说：“退后语言滋味长”！那种气沉丹田、珠之沉渊的气定神闲能为几人享用？古代的士大夫没有看过《泰坦尼克号》，难道今天的知识分子不知道那里打捞出的一串“海洋之心”？

　　邵雍先生自称一度诗意栖居在用“心”营造的安乐窝里。对此我们不能否认，不然邵老夫子习惯使用的“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辩难就可以轻易把我们问住了。因为他老先生笃信庄周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如果我们解构一下邵雍的窝里“乾坤”，也不难发现是典型的自家“窝里斗”，而且这两个自我之间厮杀与搏斗简直就是你死我活。在“兼济”与“独善”、“入世”与“出世”、“庄”与“谐”、“忧”与“乐”之间，可谓一半是儒生，一半是道者。这种人生哲学构成了多数传统书生的精神坐标：情感上倾向于道家，价值诉求却看重儒家。忧乐圆融，最是书生难以割舍的文化情结！

　　正是这样一种人生情怀使邵雍在北宋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获得了一种“安乐窝中自怡”的悠然，在他者看来更是十分艳羡的达观、惬意人生。程颢就说过：“邵尧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乐！”这“安然取十年快乐”与其说是“取”，毋宁说是“得”。邵雍时代，王安石“吹皱一池春水”，司马光如闻惊雷。于是，朝廷上下的变法与守成者人头攒动。鉴于邵雍在当时广交社会各方贤达，上有王公贵族，下有平民村夫，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窝里“乾坤”自此翻江倒海。但那毕竟是在“窝”里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窝里的乾坤很无奈。此时的老夫子江山气度和风月之情“兼得”，一派儒家和道家集于一身的绅士风情。

　　当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时，失意的朝廷达官纷纷登门造访。即使是和司马光过从甚密的邵雍对其固执守成也不是轻率首肯，而是以《中庸》中“诚明”的超然哲人心态“观物”。这从他和司马光对《宋元学案》中旧派人物傅尧俞的评价中可以窥见一斑。对司马光盛赞傅的“清、直、勇三德”，邵雍的回应则是：“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最为“高明”。针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狂狷之士，他虽有情绪，但并未作激烈的反对，并且和改革派的人物也不乏对话和交流。这一切，都是“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在制衡着自己的心态，并将这种心态外化为对“激进”与“保守”两端势力的平衡，也希望借此推进平安盛世的和谐演进。出入自如的“兼得”化解了进退两难的尴尬，邵雍的“诚明”不是一般士大夫所能具有的政治文化情怀，所以他身后的寂寞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走进邵雍的精神世界并力图读懂他时，我很想“租赁”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先生的《调和之美》，来审视一下邵雍的调和、中庸的和谐之道。在“调和”意义上，（１）“肇于两让，保于两存”；（２）“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３）唯有双方，而无“第三者”；（４）涵纳有容的并举精神。“并立”、“竞存”的意义还在于：无论是“激进”取代“保守”，无论是“新的”取代“旧的”，它们都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克相生，简单的复制、克隆或说“轮岗”只能让这个民族和人民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漫长的极端权威主义的“吃掉”悲剧就在于：一方往往会在以“进步”面目出现的情况下激进得天翻地覆，可一旦打倒了另一方之后就会很快发展成为唯我独尊的“自大狂”。邵雍的人生哲学实质上已经超出了“窝里”，他的乾坤已经不单单是“窝里”，如果说是，那不过是“窝外乾坤”的一种镜像。试看古今中外的窝里窝外，哪个跳出了邵雍的历史世界？

　　如果我们相信“请君只看安乐窝”（见《“天津桥畔安乐窝”》系列之三），那么我们就应以“玉壶冰心”的心态回复“洛阳亲友”。也许，当下回眸并观瞻邵雍的意义正在于此。树起邵雍这座本应早早雄起的精神界碑，也就为中国，也是为世界文明与政治的和谐演进立下了非同寻常的“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