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与龙门

　　龙门原名称伊阙，但是，后来人们为什么把“龙门”的名字叫的火热，而把伊阙的名字几乎忘却了呢，追根寻源，这和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的一篇宏论不无关系。

　　在洛阳东南近百里的中岳嵩山，峰颠插云，峻极连天，跌宕起伏，绵绵西延，它像一条伏卧在中原大地上的巨龙，构成了古都洛阳以南的屏障。如能凌空向下俯瞰，你就会发现，从东到西，依次则有辕山、牛心山、緱氏山、委栗山、黄华山、万安山，而到南北流向的伊河之畔，却断然形成了两山对峙、东西宽达300多米的峡谷山豁，远望犹如门阙，故而古称伊阙，至隋朝则改称龙门。

　　伊阙为什么又称龙门呢？这与隋炀帝建都洛阳不无关系。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当了皇帝，为了适应全国统一后政治、经济新形势的需要，加强对关东和江南的统治，他立即决定建都洛阳。接着下诏说：“洛阳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看来他深幕洛阳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形势。至于隋炀帝为何改伊阙为“龙门”，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条载，建都前，他曾亲自等上邙山之巅，眺望伊阙之塞，并顾谓大臣曰：“此非龙门耶？自古何不建都于此？”假如把此话看成一种肯定的反问句，意思是说：这里简直就是天成的龙门，自古帝王们能不在此建都吗？一位叫苏威的大臣对这位皇帝说：“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意思是说：过去的帝王们并非不知这里是龙门，而是在等待陛下您那！这本是一种所问非所答的奉承，然而“帝大悦，遂议都焉。”隋炀帝非常高兴，随后便和朝臣们商议建都之事。这段对话，后人还可作另外一种理解，即：隋炀帝故意问大臣曰：这不正是龙门吗？为何自古帝王们不在此建都，是在等待陛下您那。以此说来，是不是帝王明知顾问，朝臣拍马取悦捧场作戏，也未可知。总之，隋炀帝之所以称伊阙为龙门，是因为伊阙北正对着隋东都外郭城的定鼎门，恰似定鼎门前的天阙；再因历代皇帝总是拟己为“龙”，把自己称作真龙天子，故而隋炀帝就把正对城门和皇宫的伊阕改称龙门。

　　重要的地理位置和险峻的山川形势，往往成为兵家守御的关隘和军事战略重地，伊阙龙门也不例外。宋真宗（赵恒）曾在《龙门铭》中这样说：“夫结而为山，融而为谷，设险阻于地理，资守距于国都，足以表坤载之无疆，示神州之大壮也。”这种描述并不溢美，一点也不夸张。龙门的形势确实是“石门殊豁险，篁径转森邃。”所以历代都在此设关，并在此发生了多次杀伐大战。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周王室发生了内乱。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次子猛与少子朝争夺王位，猛被立为悼王，但于当年即病死，其同母的弟弟匄被晋人立为敬王，为了防御王子朝的进攻，于公元前516年“晋知跞、赵鞅帅师纳王，使女宽守阙塞。”女宽为晋国大夫，阙塞即龙门口。这次虽然未发生战事，但却说明龙门确是重要的关塞要隘。

　　到了战国时期，周王室更加衰微，秦昭襄王曾三次大举进攻周、韩。公元前294年，秦向寿攻取韩国武始（洛州南武始县），大将白起攻取新城（今龙门南），次年白起又在伊阙同韩、魏联军展开激战，斩首军士24万，虏获韩将公孙善喜，战领了五座城邑。西周君（名柱）为了挽救其危亡的局面，以合纵之术邀集诸侯订立盟约，“将天下锐兵出伊阕攻秦”，妄图断绝秦的后路。这时秦将军 一举攻取了王城，西周君自归于秦。不久东周小国也被消灭，周王室从此不复存在。这几次争战都是在龙门及附近发生的，足见龙门战略地位的重要。

　　洛阳作为东汉的都城长达160多年，而到公元184年则爆发了大规模的黄金起义。起义军一直进攻到洛阳附近，形成东、南、北三面环攻京都的战局。大将军一直进攻到洛阳附近，形成在伊阙等八关设置都尉，率兵把守。伊阙设关，自此而始。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自此洛阳作为北魏的洛京长达40余年。北魏朝廷为了京都的安全，也曾派重兵把守龙门。在太和年间镌造的一则题记说：“都绾阙口游激（击）校尉司马解伯达，造弥勒像一躯。愿皇道赫宁，九荒沾泯。”阙口，即指伊阙。都绾作统辖之意。从而可知，孝文帝曾派游击校尉率军统管伊阙之口，以备兵革之患。孝文帝曾多次发兵攻打南朝，其中一次他御驾亲征，大军在阴雨霏霏中经过龙门，所以古阳洞内北海王元详造像题记云：“维太和之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皇帝亲御六旌，南伐萧逆，军国二容别于洛汭；行留雨音，分于阙外。”阙外即伊阙以南。

　　隋唐时期，洛阳先后称为东都、神都、东京等名号，其战略地位比长安更为重要。公元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在他取得节节胜利以后，进而分兵布阵在洛阳以西的慈涧，以南的伊阙，以东的虎牢关，企图断绝外援，孤立东都，取而代之。但由于伊阙等关口易守难攻，杨玄感的梦想也变成了泡影。杨玄感及其以后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失败后，李世民率领的十多万唐军又与隋将王世充展开激战。公元620元，唐军向洛阳发动总攻，李世民派兵先后占据慈涧和北邙，同时派“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以形成翁中捉鳖之势。历史上的龙门尽管战事频盈，硝烟弥漫，但它作为洛阳城南的天然屏障和南大门，确实使古老的都城免遭了许多磨难和兵戈的摧残，也使都城里的人民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减少了一些损失。

梵宇开金地，香龛凿铁围。

影中群像动，空里众灵飞。

　　龙门最重要的是保存有丰富的佛教圣迹和蕴涵有深邃的历史文化。这里不围“古殿藏竹间，香阉遍岩曲”，更是“万穴列岩壁，三龛独雄夸”。森罗万象的佛教雕刻艺术，犹如蜂巢一般密布于伊河两岸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它与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和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为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龙门就成了开窟造像的场所。据古阳洞内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九月十四日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记，可知龙门开窟造像的历史距今已有1500多年。其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宋、以至元、明诸朝，断续开凿达400多年。就其营造史龛，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主要有两次：北魏孝文、宣武和孝明三帝时期为第一次，计35年；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和玄宗四帝时期为第二次，计110年。这两次是开窟造像的高潮，至于其他朝代只是零星开凿，且规模较小。据不完全统计，两山现存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块（通），佛塔60多座。在整个石窟中，北魏造像约占三分之一，全部在西山，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皇甫公窟和魏字洞等。唐代造像约占三分之二，其中大部分在西山，自武则天时一部分转移到东山，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西山潜溪寺、宾阳南洞、敬善寺洞、看经寺、高平郡王洞等。其中古阳洞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宾阳洞最为富丽堂皇；奉先寺大像龛规模最大，造像艺术极为精湛。因此可说龙门石窟是一处精深庞大、涵盖丰厚的石刻艺术博物馆。

　　龙门石窟为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也可以说它主要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如宾阳中洞和奉先寺大像龛，分别为北魏宣武帝和唐高宗、武则天所开凿，其造像盖有“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之意。这就把封建政权披上宗教的外衣，从宫廷移到了佛场。又如古阳洞、宾阳南洞、敬善寺洞、万佛洞、慧简洞、极南洞等，都是为皇室、大臣祈福之所。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直接经营，才能不惜民力，倾资营造出如此规模宏伟而摧残绚烂的洞窟。所以龙门石窟的兴衰婵变，是与当时政治、经济的发展态势息息相关的。它从一个侧面披露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政治风云的动向，当然，在北魏、李唐皇族显贵狂热奉佛高潮的影响下，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为了禳灾免祸，也有一些小龛造像活动。这表明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也渗透到了广大人民生活之中。

　　龙门石窟积聚了佛教各宗派的造像，其中还有道教造像。造像题材丰富多彩，姿态各异，计有佛、菩萨、弟子、天龙八部护法神、佛传故事、经变故事、供养比丘、供养人、石雕狮子等雕像，最大的卢舍那像，高达17.14米，莲花洞南壁最小的佛像仅2厘米。窟龛的选址排列，参差错落，精巧有序，疏密有致；造像的组合布局，适度得体，和谐优美；佛及菩萨、弟子等形象的塑造，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技法运用娴熟流畅，可谓独具匠心。它正体现了北魏和唐代佛教盛期的高度艺术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民族雕塑艺术完整体系的集中代表。它有成套而独特的雕塑艺术语言，揭示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各种规律和法则，在中国和世界美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龙门石窟的装饰艺术形势多样，华贵富丽。其主要洞窟多饰以浮雕或阴刻的莲花宝盖，周围环绕千变万化，裙带当风的供养人和伎乐天人，从而饰“宝花降祥，蔽五云之色；天乐振响，夺万籁之音”的说法场景便油然而生。佛和菩萨的身光、头光，也是花样翻新，不拘一格，或为火焰纹，或为莲花坐佛，或为伎乐天人等。窟额、龛楣有尖拱、盝顶、屋形等样式，其上或饰宝相花、忍冬、卷草纹和帷幕、华绳，或雕铺首、金翅鸟、升龙、摩尼宝珠，甚至有的还雕饰供养人、伎乐天人以及佛传故事等。在宾阳中洞门内两侧分别雕有“皇帝礼佛图”与“皇后礼佛图”，图中人物队列，生动活现，堪为精美的艺术瑰宝。遗憾的是这两幅图于1934年被盗往美国。在皇甫公窟南壁还有两幅礼佛图，雕刻手法概括洗炼，是龙门石窟仅存的两幅帝后礼佛图。龙门石窟的乐舞资料较为丰富，据统计，现存伎乐天和伎乐人176身，乐器17种，丝、竹、管、弦，应有尽有，俨然是一种歌舞生平的极了世界。龙门的佛塔有浮雕和圆雕两种，形制有楼阁式、密檐式，另外还有几个单体建筑组合而成的奇特形佛塔，2－8层不等。这些对于研究古代的衣着服饰艺术、图案花纹、音乐舞蹈、建筑设计等，都是弥足珍贵的形象载体。

　　龙门的碑刻题记数量之多，为全国石窟之冠，故有“古碑林”之誉。它主要是出资开窟造像的功德主的发愿文，也有部分是历代帝王、文人、士大夫等浏览龙门留下的铭刻。其宏制者通高达5米，洋洋千余言；微小者仅寥寥数语。年代自北魏迄明清而不辍。它像一部“石史”，记载着龙门的沿革。发愿营窟造像人的身份，有皇室贵族、显达官吏、寺院僧侣、平民百姓以及外国僧人等。这些碑刻题记，内容广涉政治、经济、宗教、地理、官职、族姓、民俗、艺术、医药、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领域，无不具有补史之阙，证史之误的重要价值。那些有纪年的题记，还是石窟考古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和标尺。

青峰远分从地断，洪流高泻自天来。

风云有路皆烧尾，破浪无程尽曝腮。

　　龙门的名山胜水，不仅吸引着古人在此开窟造像，还使他们在山畔或峰间广筑寺刹。史载西晋时这里已有“山寺”，自北魏至唐宋则有石窟、灵岩、乾元、广化、宝应、天竺、敬善、崇训、奉先、香山等十寺，其中后二寺最为隆盛。此外还有菩提、潜溪、弘圣、天尼、皇觉诸寺。从而形成了龙门宝塔高耸，殿堂栉比，山景水色，交相辉映的佛教胜地，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高僧大德都不乏慕名而来。诸如西晋时北方代国（北魏前身）沙漠汗为质子于洛阳，曾“登伊阙之山寺”。北魏孝文帝、胡太后、孝明帝都曾率百僚幸南石窟寺，游赏龙门。隋炀帝迁都洛阳，“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洛阳）”。至唐，太宗李世民和武则天都曾登临龙门，以观伊阙。至于唐代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韦应物、刘禹锡、元稹、孟浩然等，皆有登游龙门的诗文传世。中外高僧，如义福、神会、菩提流支、地婆诃罗、宝思维、善无畏、金刚智、义净、玄照、如信、义琬等，或禅居于此，或在此开龛造像，甚至归葬于此。经久仕官唐朝的日本晁衡（阿布仲麻吕）亦曾寻访龙门。宋真宗及名臣吕蒙正、文彦博、司马光、欧阳修等，都曾到此瞻仰歌咏。金、元之际，萨天锡游龙门，且著《龙门记》。明朝旅行家徐霞客也曾到此考察。清乾隆皇帝游龙门，特题诗立碑赞诵龙门景色。

　　历史上龙门石窟虽遭破坏，但它诱人的风姿却永存不衰，它那用神功鬼斧雕造出来的佛像，不得不使诗人发出“谁穷造化力，空向两崖看”的惊叹。这些伟大而不朽的艺术创作，比起禹辟伊阙并不逊色，它同世界著名的印度阿旃陀石窟和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群一样为世人瞩目，都像金子似地闪烁着人类文明的光辉。